小说中的儿童禁入现象现实化了吗？

我正在创作一部小说，背景设定在一个人口结构失衡、性别对立尖锐、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东亚社会。这里没有明确指向某国，却处处映照着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变迁：少子化日益严峻，代际关系持续紧张，公共空间悄然重构，而年轻一代在生存重压与价值撕裂中艰难寻找出口。
故事聚焦于一个被严密管控的十二岁少女。自她记事起，校园就是唯一被允许自由活动的场所。社会早已形成普遍共识——儿童是负担，是干扰，是必须被隔离的对象。游乐场围起儿童止步的标牌，图书馆入口张贴谢绝未成年人，地铁车厢贴出请勿携带婴幼儿入内，连便利店都明示婴儿车可入，婴童禁行。原本八岁便可离校的旧规，在青年群体主导的舆论推动下，一再延后至十二岁；而就在她生日当天，社会正激烈辩论是否将禁足年龄进一步推至十四岁。
更令人窒息的是，好孩子认证考试已在多地试点推行。唯有通过考核、证明自己不添麻烦、不扰秩序、不耗资源，才能获得进入公园、商场、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空间的资格；否则，要么接受终身限制性劳动安置，要么等待成年后生育并完成育儿义务，方得解禁。
少女厌倦了这种被定义、被提防、被排除的生活。她和几个同样困在围墙内的同伴，悄悄策划一次越界行动——只为亲眼看看墙外的世界是否真的如传言那般冰冷，抑或尚存一丝未被规训的温度。
写到此处，现实竟悄然与虚构重叠：新闻里陆续出现真实存在的儿童禁入场所，婴儿车可携宠物通行，却不得载婴出入；咖啡馆门口立着本店谢绝12岁以下顾客的告示；社区公告栏贴出为保障成人静谧生活，请勿带儿童进入休憩区的倡议……这些细节并非杜撰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社会切片。
当生存焦虑弥漫成集体情绪，当个体选择权被压缩至近乎真空，那些最柔软、最无力发声的生命，往往最先承受系统性排斥的余波。无人能断言，这种结构性疏离会否滑向更隐蔽的歧视，甚至催生某种被默许的、针对幼弱者的日常冷暴力。小说尚未完结，但现实已先行一步，以它特有的荒诞与沉重，叩击着每一个书写者与阅读者的心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