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高能物理的国际定位

2016年9月，针对国内关于建设大型粒子对撞机的热烈讨论，杨振宁先生曾系统阐述其审慎立场，提出七条具有深远思考价值的理由，表达对中国现阶段是否适宜启动超大型对撞机工程的深切关切：
第一，国际经验警示显著。美国曾于1989年启动超导超级对撞机（SSC）计划，初期预算估算约30亿美元，但随着工程推进，成本持续攀升，最终高达80亿美元，引发科学界与公众广泛质疑，终在1992年被国会终止，前期投入的约30亿美元随之沉没。这一案例成为全球高能物理领域的重要镜鉴，普遍被视为投入巨大、风险难控、回报不确定的典型。当前世界运行中的最大对撞机——欧洲核子研究中心（CERN）的大型强子对撞机（LHC），自规划至建成历时十余年，含探测器、基建、运维等在内的总投入不低于100亿美元。而国内相关机构所提议的下一代超大对撞机，其规模远超LHC，综合成本预估将不低于200亿美元，财政压力与执行风险均极为突出。
第二，国情现实亟待权衡。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，但人均GDP仍低于巴西、墨西哥及马来西亚等国；数亿农村人口与进城务工人员的基本保障尚未充分覆盖；生态环境治理、基础教育均衡、公共卫生体系完善、基层医疗可及性等重大民生议题仍处攻坚阶段。在此背景下，将数百亿美元长期投入单一前沿物理设施，可能削弱对更紧迫社会需求的资源支撑能力，时机与优先序值得慎重评估。
第三，学科生态面临失衡风险。巨额经费集中投向高能物理，客观上将不可避免地挤压生命科学、凝聚态物理、天体物理、地球科学、信息科学等其他基础与交叉学科的发展空间，影响国家整体科研布局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，不利于形成多元共生、互促共进的创新生态。
第四，理论期待需理性审视。部分高能物理学者寄望于新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，进而推动统一引力与量子理论、解释质量起源等根本问题。然而，超对称理论迄今未获任何实验证据支持；过去数十年间，在LHC及其他装置上的系统搜寻均未取得突破。将其作为新一代装置的核心科学目标，本质上是建立在未经验证的假说之上，属于假说之上的假说，科学基础尚不坚实。
第五，应用转化周期极为漫长。回顾高能物理七十年发展历程，其成果主要深化了人类对物质基本结构与相互作用的理解，但尚未催生直接改变日常生活的技术应用。即便未来新对撞机取得重大突破，其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或民生福祉，亦需经历漫长的基础研究、技术孵化与产业衔接过程。业内共识认为，中短期内——至少未来三至五十年内——难以产生可感知的社会经济效益。
第六，人才主导权与成果归属存疑。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积淀，但在全球该领域顶尖科学家群体中，中国籍研究者占比仍不足百分之一至二。新装置的设计、建造、运行及数据分析等核心环节，预计仍将高度依赖海外专家力量，中方主导能力有限。若未来取得里程碑式成果乃至冲击诺贝尔奖，获奖主体是否能充分体现中国贡献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
第七，发展路径并非唯一。放弃超大型对撞机，并不等于放弃高能物理的未来。探索新型加速原理（如等离子体尾场加速）、深耕数学物理前沿（如弦理论、规范/引力对偶等几何结构研究），既具重大科学潜力，又具备投入相对可控、组织灵活高效的特点，更契合当前全球科技资源配置趋向精细化、多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趋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