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史学理论为何难突破？

当前，我们尚未构建起一套成熟、系统、具有解释力的历史学思想体系，用以替代长期主导学术话语的西方历史分期范式。这一状况并非仅限于理论探讨层面，而是深刻影响着历史认知、文化认同与国家叙事的整体建构。
以中国历史分期为例，沿用已久的奴隶社会—封建社会框架，虽曾被纳入主流理论体系，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，该模式难以准确反映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的实际脉络——其制度形态、社会结构、权力逻辑与价值内核，均与欧洲历史经验存在根本性差异。然而，尽管学界已普遍意识到既有范式的局限，从教育体系到科研体制，从政策导向到学术评价，始终未能孕育出一种既能贯通人类文明多样性、又能深度诠释中国道路独特性的新史学范式。
这一困境远非单纯的知识更新问题，其背后牵涉历史解释权、文明话语权与现代国家认同等深层政治命题。正因如此，相关讨论往往面临高度复杂性与现实约束。政府层面亦深感压力：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地位变化，旧有史观在阐释中国发展逻辑、回应时代命题时日益显现出解释力不足、叙事力薄弱、感召力欠缺等多重短板。
更值得警醒的是，当前人文社科领域尚缺乏足以支撑范式革新的学术主体。一方面，既有的研究路径惯性强大，知识生产多停留于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应用；另一方面，真正具备原创能力、跨学科视野与文明自觉的学者仍属稀缺。当理工科领域已在诸多前沿实现标准引领与体系突破之时，人文学术却尚未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理论标识、概念工具与话语体系，甚至在讲述自身文明故事时仍显生涩乏力。
尤为堪忧的是，部分从业者尚未充分体认这一结构性危机，反而将反思视为对既有权威的挑战。这种对变革的迟钝与对创新的疏离，进一步延宕了学术转型的进程。面对如此局面，亟需在制度支持、资源投入、评价机制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——唯有夯实人文学术的根基，才能真正支撑起一个大国应有的历史自觉、文化自信与文明表达。